國內稻谷供需在“從量到質”轉變之際，提高優質大米供給量、提升優質大米供給品質，成為共識。

　　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和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重點發展優質稻米產業”。提升第一口糧的供給品質，成為農業供給側改革的主要發力點。

　　在國內稻谷供給寬松、消費增勢趨緩、消費結構升級的大背景下，稻米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當如何靶向發力，有效提升國內大米供給品質、助推產業轉型升級，成為業內關注的焦點。

　　市場競爭日趨激烈

　　2000年以來，國內糧食生產實現“十二連增”，稻谷產量近年來也基本穩定在2億噸以上，國內稻谷供給維持寬松態勢。2016年，水稻總產2.069億噸，減產129萬噸，減幅0.65%。

　　“2016年，國內稻谷種植面積連續3年縮減，稻谷種植面積3016萬公頃，減少5.4萬公頃，今年稻谷種植面積或繼續減少。”國家糧油信息中心原副主任、中糧協大米分會專家委員會委員楊衛路在日前舉行的大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研討會上表示。

　　從消費來看，2016年國內稻谷消費1.86億噸，比2015年增加0.03億 噸。隨著粳稻產量連續14年增加，已經處于平衡有余狀態，粳稻米消費增勢在近幾年也趨緩。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李國祥指出，2016年我國稻谷人均占有量150公斤，預計2017年城鄉居民人均消費口糧(谷物、薯類和豆類原糧)不足130公斤，口糧中谷物不足120公斤。

　　稻谷人均占有量超過人均口糧消費量，可見稻谷產量大于口糧消費是國內稻谷行業的基本現狀。

　　李國祥同時表示，農業供給側改革要實現轉型升級要實現“兩個轉變”，即由過度資源消耗向追求綠色生態可持續轉變，由滿足量的需求向更加注重質的需求轉變。

　　“中央提出2017年穩定水稻生產，重點發展優質稻米。意味著我國將繼續保持稻米寬松供給，種植面積不會調減，而是調優，優質替代部分普通，而加工企業面臨的市場競爭更加激烈。”李國祥說。

　　大米提質成共識

　　完善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改革過程中，棉花、大豆目標價格補貼政策以及玉米“市場化收購+補貼”政策相繼啟動，“繼續深化完善稻谷、小麥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改革”則一再被業內提出。

　　李國祥認為，水稻最低收購價政策未來不排除取消的可能，近期來看，進一步調減價格的可能性更大。

　　“從生產和消費結構看，短期內看不到顛覆傳統結構的因素。從消費形式上看，大米仍將是主流產品。大米不宜長期儲存，儲存1年以上質量就會降低，價格也會下降。所以國內水稻庫存消費比應適當降低，生產穩定在一定規模后，應以改善品質為主。”楊衛路認為。

　　近3年來，吉林省持續發力品牌建設工程，成為大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樣本。

　　“品質決定品牌。品質提升工程 是‘吉林大米’品牌建設系統工程的基礎。為此，吉林省相關科研院所不斷加強品種選育和研發，通過科企對接，對稻花香、長粒香、圓粒香、小町等主打品種提純扶壯。”吉林省糧食局大米產業處處長張長城介紹說。

　　國內稻谷供需在“從量到質”轉變之際，提高優質大米供給量、提升優質大米供給品質，成為共識。

　　李國祥建議，推進稻米種植供給側改革，必須解決“優質優價”的問題。“可否在最低收購價政策性未取消之前，在收購中加入質量指標，促進優質優價，引導農戶種植品質更優的水稻品種。”

　　新國標需跟上

　　重點發展優質稻米，給優質大米定標準同樣是當務之急。

　　專家認為，在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大背景下，我國大米國家標準修訂要本著“豐富市場供給和利于市場流通”的主要原則。

　　國糧武漢科學研究設計院總工程師、中糧協大米分會專家委員會常務副主任謝健指出，多樣化、安全化、方便化是包括大米在內所有食品的共同發展趨勢。 “為適應大米行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現行國家大米標準的修訂，首先應調整產品的種類，其次需根據消費者關注重點的變化，調整大米產品的指標體系，尤其是定等指標，調整部分指標的限定值。定等指標的簡化、雜質的界定，以及加工精度的調整，應該是定等指標調整的主要內容。擬將各等級加工精度的名稱和要求均采用國際標準。”謝健表示。

　　與此同時，大米其他產品的標準修訂也需要立足于解決國內稻米供給應問題、優化稻米種植結構和品種結構、靈活運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保持稻米總量和品種質量供求的基本平衡。

　　“比如營養化、專用化、功能化大米，以及免淘米、留胚米、蒸谷米產品相關標準的制定。”謝建說。

　　據了解，2012年以來，我國大米進口量一直維持在200萬噸以上，但出口量比較少。謝建表示，考慮到我國目前庫存稻谷數量巨大、存期較長，大米進出口貿易將更趨活躍，貿易量尤其是出口量將大幅增長。《大米》標準的修訂還需要未雨綢繆，不僅要適應國內市場變化，還需適應國際市場和國際標準的要求。